【著書者說】
作者：張程（文化學者、副編審，著有《故宮傳》等作品。）
提及“故宮”兩字，人們腦海中往往會浮現(xiàn)朱紅與明黃相間的宮殿，繼而聯(lián)想起在這片宮殿建筑群里的明清歲月。
(資料圖片僅供參考)
故宮的內涵，又不僅如此。它包羅萬象，可由高墻宮闕探及中國傳統(tǒng)營造，可從金銀珍寶深入古代器物文明，可就一隅觀察明清社會制度，還可從它宏富的博物體系中領略中華美學與哲學等精神。故宮仿佛是一片海納百川的容器，里面盛放著中國歷史文化的琳瑯珍寶，讓人目不暇接，難以一窺究竟。
但是，這個容器，仍然是以“歷史”為底色。人們觀覽與閱讀故宮的興致，也多是從歷史開始，而生發(fā)至其他領域。它是明清帝王居所，但它更是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的永久居所。藏在其間的歷史，猶如長河一般，從中華上下數(shù)千年歲月中緩緩流過。拙作《藏在故宮里的中國史》一書，便是試圖從故宮中一件件極具代表性的古老器物出發(fā)，勾勒與重溫源遠流長的中國歷史，并探尋留存在它們身上的余溫，借以進入古代中國宏闊的哲學與美學之境。
一座天然博物館
如今的故宮，是世界現(xiàn)存規(guī)模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宮殿建筑群，是中國最大的博物館。館內，藏有186萬多件文物，分陶瓷、玉器、青銅、碑帖、書法、繪畫、珍寶、漆器、琺瑯、雕塑、銘刻、家具、古籍善本、文房用具、帝后璽冊、鐘表儀器、武備儀仗等25大類69小項。文物的時間，則上迄新石器時代，橫跨夏、商、周、秦、兩漢、三國、兩晉、南北朝、隋、唐、五代、兩宋、遼、西夏、金、元、明、清等朝代，直至今天。
如此浩瀚的文物，在這座宮殿里妥善存藏，才得以流傳下來。要知道，博物館是近代產(chǎn)物。古代并沒有保存藏品并進行研究、闡釋、科普的專門機構。幸運的是，在古代與今天，紫禁城都扮演了博物館的角色，擔負起了傳承歷史與文化的責任。
時間回到明永樂十八年（1420年）。這一年秋天，明成祖朱棣正式遷都北京城。城中央的區(qū)域，從此成為明清最為矚目的場所。自然而然，五湖四海的奇珍、歷朝歷代的異寶，源源不斷匯聚于此。除此之外，這座宮苑還能調配天下能工巧匠，不斷生產(chǎn)新的器物。明宦官機構、清內務府系統(tǒng)，都有類似功能。
明代負責御前器皿家具的造辦，很可能成為了清代擴建內務府造辦處的底子?？滴跞?，養(yǎng)心殿造辦處遷至紫禁城外西路，擴充為造辦處，成為內務府占地最廣的機構。乾隆朝時，造辦處發(fā)展為四十余作坊：裱作、匣作、木作、漆作、雕鑾作、刻字作、燈作、裁作、鑲嵌作、眼鏡作、如意館、做鐘處、硯作、銅作、玻璃廠、鑄爐處、炮槍處、輿圖房、弓作、鞍甲作、琺瑯作、畫院處等。今人熟悉的姚文翰、徐揚、郎世寧等宮廷畫師，便是畫院處的成員。造辦處不能完成的作品，就行文同屬內務府的蘇州、杭州、江寧等織造衙門制辦。如今，故宮陳列的許多金銀珠寶玉石工藝品，大多出自內務府造辦處。
造辦處的工匠揮汗如雨，宰輔與儒學耆老等人，則因為各種機緣進入這座城池，和皇族成員一起，組成了這里藏品的鑒賞研究隊伍。值得一提的，是帝王乾隆。登基之初，乾隆就組織人員清點紫禁城藏品，分門別類，陸續(xù)編輯完成了《秘殿珠林》《石渠寶笈》《西清古鑒》《天祿琳瑯書目》等目錄。最先編成的《秘殿珠林》，記錄了紫禁城與佛教、道教相關的書畫藏品?！妒汅拧?，整理登記自古代至清代帝王、名家的書畫作品。二者都將藏品區(qū)分等級，優(yōu)等藏品附有較為詳細的鑒別和賞析文字?！段髑骞盆b》，整理記錄的是紫禁城內商周至唐代的青銅器。乾隆的藏書室名為“天祿琳瑯”，紫禁城古籍善本名目便取名為《天祿琳瑯書目》，書目按版本時代順序編排，同時代版本以經(jīng)史子集為序，同一種圖書的不同版本如果都質地精良，則都收錄在內。乾隆命人編撰的這些名錄，記錄的是當時的藏品狀況。隨著藏品增多，名目又有追加和更新，如《西清續(xù)鑒甲編》《寧壽鑒古》和書目《后編》等。以上行為，已經(jīng)在履行現(xiàn)代博物館的科研職能。
紫禁城是中國最大的藝術寶庫，珍寶之多，并非四種目錄所能涵蓋。例如，乾隆朝代目錄便沒有涉及兩類常見的日用品：玉器與瓷器。事實上，當時紫禁城習以為常的日用品和鳳冠霞帔等衣物，都不被認為是藏品。而如今，在故宮博物院的文物中，數(shù)量最多的品類恰恰是衣服與日用品。此外，明清兩代，墓葬出土文物因犯忌諱，也不可能出現(xiàn)在紫禁城中。但如今，我們熟知的文物，很多是從墓葬中發(fā)掘而來。古今相異，導致我們不能返回“歷史現(xiàn)場”。更為關鍵的是，紫禁城不向民眾開放，博物館所具備的科普功能便無從談起。
但瑕不掩瑜，中華文明幸得有這座城池，才讓眾多文物擁有了一個安居之所。放眼寰宇，并不是所有文明都能這般幸運。
串起數(shù)千年中華文明
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(xù)性，是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。其可貴之處，除在于數(shù)千年綿延不絕之外，更在于一代代志士薪火相傳至今。故宮，便是中華文明重要的傳承者之一。
故宮，如同一條長河，串聯(lián)起數(shù)千年的中華文明。這種串聯(lián)，不是簡單體現(xiàn)在上自新石器時代下至晚清的文物收藏上，更表現(xiàn)在這片城池的每處角落甚至每一擺件都浸潤著中華文明的痕跡。
故宮武英殿東側，有一座橫跨內金水河的斷虹橋，為紫禁城諸橋之冠，其橋面最寬、藝術價值最高。從精雕細刻與繁密精致的工藝來看，這座橋當是宮內少有的元代遺跡。它地處紫禁城后寢轉向西華門的要沖，是明清帝王后妃出游西苑或圓明園、頤和園的必經(jīng)之地。明初興建紫禁城時，在元代舊宮之上拔地而起一片新城。因此，故宮里有元宮遺跡，也不足為怪。斷虹橋是最完整的元代遺跡，在橋下流淌的內金水河，則是明代利用元代宮城護城河為基礎改建的。過了斷虹橋折向西南，有一處獨立院落，院內有高達五層、黃琉璃瓦歇山頂?shù)慕ㄖ?，名為南薰殿，是清代供奉歷代帝王像的專區(qū)。殿內供奉自太昊、伏羲以下的帝王賢臣畫像（卷、冊、軸）共121份。
后代王朝尊崇前代帝王，是中國古代史的一個有趣現(xiàn)象，表明中國作為一個國度的發(fā)展過程從未間斷，其法統(tǒng)和思想觀念一脈相承。其實，清王朝供奉的不是前朝明君先賢，而是如絲縷般不絕的中華政治哲學與思想，是對中華文化身份的自我認同。南薰殿的畫像，是中華制度與文明的表征。
放眼故宮，左廟右社、前朝后寢、中軸對稱，是對中國傳統(tǒng)宮殿建筑布局和理念的延續(xù)。碩大的龍吻、華美的藻井、重檐的屋頂、宏偉的斗拱，乃至漢白玉臺階的數(shù)量、朝向、護欄等規(guī)制，無不透露著古人技術水平和美好期望之間的融合，在深厚久遠的傳統(tǒng)思維和靜水深流的實用功能之間的默契。其時，天子居于“乾清宮”，皇后住在“坤寧宮”，帝后相會于“交泰殿”，后三宮左右有名為“承乾”“翊坤”等的東西十二宮，又有麟趾門、螽斯門和千嬰門、百子門南北相對。所有地名無不寄托著中華先民對夫妻和睦、子嗣綿延的美好期待。較為知名的文物翠玉白菜，清末時便安靜地擺放在永和宮屋內一角，青白的色澤寓意清清白白，巧手雕出的蝗蟲與螽斯是多子多孫的昆蟲，飽含著對傳統(tǒng)道德的尊重與對子孫延綿的期待。非深入了解傳統(tǒng)文化，便無法設計與建造出這宏偉的宮殿與處處彰顯匠心的擺設。故宮保留著中華民族記憶中最美好的部分，也是精神世界中最為豐盈、最為厚重的部分。
在近代，中華文明遭遇了舶來文明的激烈沖擊，故宮文物也隨之命運多舛。晚清無力繼續(xù)收納、保全藏品，遜帝溥儀更是有預謀有組織地大規(guī)模散失藏品，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失。接下來，對故宮最大的傷害還是戰(zhàn)爭。“九·一八”事變爆發(fā)，剛成立沒幾年的故宮博物院即籌劃文物外遷避難。自1933年正式開始南遷，上萬箱民族瑰寶艱難輾轉于上海、南京、四川、重慶等地，躲避槍炮、盜匪、水火的侵襲，最終艱難迎來了抗戰(zhàn)的勝利。
新中國成立后，涅槃重生的北京故宮迎來了新的發(fā)展機遇，通過政府收購、文物調撥、個人捐贈等多種形式，故宮文物收藏的量與質迅速提升。改革開放之后，隨著國家對文博事業(yè)的高度重視和資金投入持續(xù)增長，故宮迎來了又一個發(fā)展高峰。在今天，在新時代的感召下，故宮的每一處宮殿、每一座大門、每一處磚瓦、每一件雕梁畫棟，都煥發(fā)出了新的生機。
故宮，可以說是一面鏡子，照出了歷史的變遷。故宮，又是一張國運的晴雨表，折射著中華民族的興衰沉浮。
文物中，古人的面容依然鮮活
歷史研究的一大難點，就是在承認歷史與現(xiàn)實相關性的同時，還原歷史的特性，卻又不受當下社會環(huán)境和思想觀念的蒙蔽。不以今度古，而是返回歷史現(xiàn)場，得出符合當時情境的判斷，頗為難得。諸多可能幫助我們達成研究目的的要素，都在滄海桑田、世事無常之下失去了標尺作用。而人物的性情，則是相對穩(wěn)定的標尺。端詳一張張鮮活的面容，可以幫助我們復原歷史的原貌。
文物，不僅是古代物質和文明的載體，也是觀察古人的窗口。經(jīng)由文物，我們后人往往可以和古人相遇，探測他們的內心世界。
文物，如果能加上“故宮”這一前綴，本身工藝技術和附帶的人文信息自然要過硬。沒有精神內涵的器物，不可能成為珍貴的文物。造型簡單、工藝古樸的紅山玉龍，之所以是珍品，是因為中華民族的圖騰——龍的雛形顯現(xiàn)在原始人類的一錘一刻之間。畫技不算突出的《一團和氣圖》，之所以價值超群，是因為作者明憲宗把對時局的觀察和執(zhí)政的理念融入了畫作之中?！斗謿q詞圖》看似一幅喜慶的風俗畫，但卻蘊藏了中國人有關家的理想模樣。此外，記錄了君臣關系的《三顧茅廬圖》，透露著五代十國時局之變的《韓熙載夜宴圖》，代表著遲到的哀榮但未曾被佩戴過的孝靖皇后鳳冠，展現(xiàn)乾隆皇帝雄心壯志的大禹治水圖玉山等，都是故宮里飽含深意的珍寶。
每個看似飽經(jīng)風雨的成人內心，總有一塊柔軟脆弱的角落。徜徉在二十四橋明月夜中的公子杜牧，年輕時風流不羈，暮年病重時焚燒了諸多文字，卻選擇留下了記載一段愛情的《張好好詩卷》。這份詩卷，成了杜牧唯一傳世的手稿。明朝肇建后的某個傍晚，明太祖朱元璋在百忙之中給姐夫、駙馬李貞寫了一張便箋《致駙馬李楨手敕》，談起自己打瞌睡，夢見了逝去多年的父母，子欲養(yǎng)而親不在是何等遺憾。正史之中，朱元璋果斷英明，便箋之中則是親人才能看見的庸常絮叨的一面。
由此可見，文物除了具備器物價值、歷史價值外，還有記錄人物性情的價值。三位一體、層層遞進，創(chuàng)作者、收藏者等關聯(lián)人物的面孔縈繞其間，讓文物的承載更為厚重，讓歷史的底蘊更有溫度。
如上所述，故宮就是一部活的中國史。《藏在故宮里的中國史》一書，是筆者描繪故宮代表性文物、勾勒絢麗多姿中國史的努力，也是筆者進入古人精神世界、與他們親切對話的嘗試。
《光明日報》（2023年08月19日 12版）
來源：光明網(wǎng)-《光明日報》
